公元628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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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28年是一个历史纪年,大事件有温大雅著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。
中文名
公元628年
年    号
鼠年
纪    年
戊子
大事件
温大雅著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

目录

公元628年纪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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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子年(鼠年
贞观二年
新罗建福四十五年

公元628年年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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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大雅著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
温大雅,字彦弘,太原祁人(今山西祁县)。所著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,起自大业十三年(六一七)五月,终于武德元年(六一八)五月,记述了李渊太原起兵到称帝的经过,共计三百五十七天。李渊起兵后,任命温大雅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,专门掌握文书。唐朝建立后,温大雅与弟温彦博共掌机密,故此书记载完备,历史事实比较可靠。温大雅贞观二年(六二八)卒。
长孙无忌请罢右仆射
长孙无忌与太宗为布衣之交,即在太宗未起兵之前,已与太宗关系很好,又加上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之兄,并且在玄武门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,所以太宗对他非常信任,为其它大臣所不及,太宗多次想用他为宰相,长孙后坚持请求不要任命。但太宗最后没有听从,于贞观元年(六二七)七月,以长孙无忌为右仆射。后有人称长孙无忌权宠太盛,长孙无忌也担心宠遇过高对己身不利,长孙后也为他多次请求。太宗又于贞观二年(六二八)正月,免除长孙无忌的右仆射,而授以散官开府仪同三司。
置六部侍郎等官
贞观二年(六二八)正月,唐设置尚书六部侍郎,做为六部尚书的副贰,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
太宗令高宫议
贞观二年(六二八)三月,大理少卿胡演向太宗上报每月囚徒的帐目。太宗命令后大辟罪由中书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和尚书省议定,以免冤滥。接着又逐个带进囚徒,轮到岐州刺史郑善果时,太宗认为善果虽有罪,官品不低,不应与于囚徒之列。于是,又命以后三品以上官犯罪,不用带进,可在太极宫承天门左右朝堂听判决。
太宗出官资赎人
贞观二年(六二八),关内发生旱灾,百姓缺粮,有许多人卖儿卖女以换取衣粮。四月,太宗诏出御府金帛赎回被卖儿童,交还父母。又因去年久雨,今年又遭受旱灾、蝗灾,大赦天下。
突利可汗降唐
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在幽州的北边,统治东部地区,奚、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,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。薛延陀、回纥打败欲谷设后,颉利派遣突利前去讨伐,突利又战败,自己逃回,颉利大怒,将突利囚禁了十多天,并且鞭挞他,突利因此生怨言,背地里要反叛颉利。颉利向突利征兵,突利不给,上表唐太宗请求入朝。于是,颉利带兵攻打突利。贞观二年(六二八)四月,突利派使来唐请求援助。太宗召集大臣讨论,兵部尚书杜如晦请出兵攻突厥。贞观三年(六二九)十二月,突利可汗入朝,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,赐爵北平郡王。
唐发兵攻梁师都
贞观二年(六二八)四月,契丹酋长带领部众降唐。颉利派使来唐请求用梁师都换契丹,唐太宗拒绝。太宗知道突厥国政混乱,无力庇护梁师都,便下敕招降梁师都,梁师都不肯。太宗便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、司马刘兰成设法使梁师都投降。刘旻等多次派遣小股骑兵践踏梁师都的庄稼,并且派人到梁师都身边施行反间计,使梁师都君臣相猜,许多人降唐。梁师都的名将李正宝等策谋擒师都,事泄,正宝等被迫降唐。刘旻看到时机已到,向太宗请兵,太宗即遣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均前去攻师都,又派刘旻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师都。师都先被刘兰成击败;突厥前来营救,又被柴绍击败,马上进围朔方。城中粮尽,师都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,以朔方降唐。唐以朔方置夏州。
祖孝孙修定《大唐雅乐》
祖孝孙,幽州范阳(今河北涿县)人。仕隋及唐。隋时曾参定雅乐。唐朝初建,军国多务,未遑改制,燕享均因隋旧制,奏九部乐。直到武德九年(六二六)正月,才令时为太常少卿的祖孝孙修定雅乐,历时二年半,于贞观二年(六二八)六月完成。祖孝孙熟习梁、陈、齐、周及隋旧乐、吴楚之音及吴戎之伎,于是斟酌南北,考以古音,作成《大唐雅乐》。以十二月各顺其律,旋相为宫,制十二乐,凡三十二曲,八十四调。旋宫之义,亡绝已久,世人莫能知之,祖孝孙复其旧。《大唐雅乐》的修订,是唐初政治上统一的必然产物,它打破了南北界限,将南北胡汉音乐熔于了一炉。
太宗再放宫女三千余人
贞观二年(六二八)九月,中书舍人李百药请再出宫人。唐太宗命尚书左丞戴胄和给事中杜正伦在掖庭西门简选宫人,前后放出宫女又达三千余人。

公元628年大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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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春,正月,辛亥,右仆射长孙无忌罢。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,上以表示之,曰:“朕于卿洞然无疑,若各怀所闻而不言,则君臣之意有不通。”又召百官谓之曰:“朕诸子皆幼,视无忌如子,非他人所能间也。”无忌自惧满盈,固求逊位,皇后又力为之请,上乃许之,以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(1)春季,正月,辛亥(初三),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。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,荣宠太盛,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,并说:“朕对你丝毫不怀疑,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,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。”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:“朕的儿子均年幼,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,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。”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,一再请求让位,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,太宗于是准许离职,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(2)置六司侍郎,副六尚书;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
(2)设置六司侍郎,为六司尚书的副职,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
(3)癸丑,吐谷浑寇岷州,都督李道彦击走之。
(3)癸丑(初五),吐谷浑入侵岷州,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。
(4)丁巳,徙汉王恪为蜀王,卫王泰为越王,楚王为燕王。
(4)丁巳(初九),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,卫王李泰为越王,楚王李为燕王。
(5)上问魏徵曰:“人主何为而明,何为而暗?”对曰:“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。昔尧清问下民,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;舜明四目,达四聪,故共、鲧、兜不能蔽也。秦二世偏信赵高,以成望夷之祸;梁武帝偏信朱异,以取台城之辱;隋炀帝偏信虞世基,以致彭城阁之变。是故人君兼听广纳,则贵臣不得拥蔽,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”上曰:“善!”
(5)太宗问魏徵:“君主如何做称为明,如何做称为暗?”魏徵答道:“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,就是明,偏听偏信,就是暗。从前尧帝体恤下情,详细询问民间疾苦,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;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,耳聪能远听四方,所以共工、鲧、兜不能掩匿罪过。秦二世偏信赵高,造成望夷宫的灾祸;梁武帝偏信朱异,招来台城的羞辱;隋炀帝偏信虞世基,导致彭城阁的变故。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,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,下情也就得以上达。”太宗说:“非常对!”
上谓黄门侍郎王曰:“开皇十四年大旱,隋文帝不许赈给,而令百姓就食山东,比至末年,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。炀帝恃其富饶,侈心无厌,卒亡天下。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,其余何用哉!”
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:“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,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,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,等到了文帝末年,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。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,奢侈无度,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。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,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!”
(6)二月,上谓侍臣曰:“人言天子至尊,无所畏惮。朕则不然,上畏皇天之监临,下惮群臣之瞻仰,兢兢业业,犹恐不合天意,未副人望。”魏徵曰:“此诚致治之要,愿陛下慎终如始,则善矣。”
(6)二月,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:“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,无所畏惧。朕则并非如此,上怕皇天的监督,下惧群臣的注视,兢兢业业,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。”魏徵说:“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,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,那就好了。”
(7)上谓房玄龄等曰:“为政莫若至公。昔诸葛亮廖立李严南夷,亮卒而立、严皆悲泣,有死者,非至公能如是乎!又高为隋相,公平识治体,隋之兴亡,系之存没。朕既慕前世之明君,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!”
(7)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:“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。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南夷之地,诸葛亮死的时候,廖立悲痛万分,李严哀伤而死,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?再如高为隋朝丞相,公正无私,颇识治国之本,隋朝的兴亡,与高休戚相关。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,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!”
(8)三月,戊寅朔,日有食之。
(8)三月,戊寅朔(疑误),出现日食。
(9)壬子,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;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,庶无冤滥。既而引囚,至岐州刺史郑善果,上谓胡演曰:“善果虽复有罪,官品不卑,岂可使与诸囚为伍。自今三品已上犯罪,不须引过,听于朝堂俟进止。”
(9)壬子(初五),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。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,以尽量减除冤案。随即带囚犯走过,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,太宗对胡演说:“郑善果虽然有罪,毕竟官衔不低,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。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,不必带来殿前过目,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。”
(10)关内旱饥,民多卖子以接衣食;己巳,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,归其父母。庚午,诏以去岁霖雨,今兹旱、蝗,赦天下。诏书略曰:“若使年谷丰稔,天下义安,移灾朕身,以存万国,是所愿也,甘心无吝。”会所在有雨,民大悦。
(10)关内地区大旱饥荒,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。己巳(二十二日),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,送还给他们的父母。庚午(二十三日),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,今年又遇旱、蝗灾害,因此大赦天下。诏令大略说道:“假如让五谷丰登、天下安宁,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,毫不吝惜。”不久旱区天降喜雨,百姓大为高兴。
(11)夏,四月,己卯,诏以“隋末乱离,因之饥馑,暴骸满野,伤人心目,宜令所在官司收瘗。”
(11)夏季,四月,己卯(初三),下诏说:“隋朝末年天下大乱,造成饥荒,尸骨遍野,使人触目伤悲,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。”
(12)初,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,主东偏,奚、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,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。及薛延陀、回纥等败欲谷设,颉利遣突利讨之,突利兵又败,轻骑奔还。颉利怒,拘之十余日而挞之,突利由是怨,阴欲叛颉利。颉利数征兵于突利,突利不与,表请入朝。上谓侍臣曰:“者突厥之强,控弦百万,凭陵中夏,用是骄恣以失其民。今自请入朝,非困穷,肯如是乎!朕闻之,且喜且惧。何则?突厥衰则边境安矣,故喜。然朕或失道,他日亦将如突厥,能无惧乎!卿曹宜不惜苦谏,以辅朕之不逮也。”
(12)起初,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,主持东部事务,奚、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,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。等到薛延陀、回纥等打败欲谷设,颉利派突利讨伐,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,单枪匹马逃回。颉利大怒,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,并鞭笞他,突利从此怨恨颉利,暗中想背叛颉利。颉利几次向他征兵,他都不给,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。太宗对大臣们说:“以前突厥强盛,拥有百万兵马,侵凌中原,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。现在请求归附,如果不是深陷困境,能这么做吗?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。为什么呢?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,所以高兴。然而朕若有过失,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,能不担心忧虑吗?望你们直言苦谏,来帮助朕弥补不足。”
颉利发兵攻突利,丁亥,突利遣使来求救,上谋于大臣曰:“朕与突利为兄弟,有急不可不救。然颉利亦与之有盟,奈何?”兵部尚书杜如晦曰:“戎狄无信,终当负约,今不因其乱而取之,后悔无及。夫取乱侮亡,古之道也。”
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,丁亥(十一日),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,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:“朕与突利结为兄弟,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。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,怎么办呢?”兵部尚书杜如晦说:“戎狄族不守信用,以后肯定要背约,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,以后将后悔莫及。谋取混乱者,侵凌将亡之师,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。”
丙申,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。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,上谓使者曰:“契丹与突厥异类,今来归附,何故索之!师都中国之人,盗我土地,暴我百姓,突厥受而庇之,我兴兵致讨,辄来救之,彼如鱼游釜中,何患不为我有!借使不得,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。”
丙申(二十日),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。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,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,太宗对突厥使臣说:“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,现在来归顺我大唐,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!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,侵占我大唐土地,欺压我大唐百姓,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,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,你们总出兵救援,梁氏已如鱼游釜中,早晚要被我们消灭。即使一时消灭不掉,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。”
先是,上知突厥政乱,不能庇梁师都,以书谕之,师都不从。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、司马刘兰成图之,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,多纵反间,离其君臣,其国渐虚,降者相属。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,事泄,来奔,由是上下益相疑。等知可取,上表请兵。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,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。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,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。师都宵遁,兰成追击,破之。突厥大发兵救师都,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,与突厥遇,奋击,大破之,遂围朔方。突厥不敢救,城中食尽。壬寅,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,以城降,以其地为夏州。
在此之前,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,政局混乱,不能够庇护梁师都,曾寄书信晓谕,劝他归降,梁师都执意不从。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、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,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,又常使反间计,离间其君臣,其国势渐衰,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。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,事情败露,投奔唐朝,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。刘等知道时机已到,上表请求派兵出击。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,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。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,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。梁氏半夜逃跑,刘兰成追击,大败梁氏。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,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,与突厥兵相遇,奋力拼杀,大败突厥兵,于是包围朔方城。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,城中粮绝。壬寅(二十六日),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,献城投降,唐朝以该地建夏州。
(13)太常少卿祖孝孙,以梁、陈之音多吴、楚、周、齐之音多胡、夷,于是斟酌南北,考以古声,作《唐雅乐》,凡八十四调、三十一曲、十二和。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。六月,乙酉,孝孙等奏新乐。上曰:“礼乐者,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,治之隆替,岂由于此?”御史大夫杜淹曰:“齐之将亡,作《伴侣曲》,陈之将亡,作《玉树后庭花》,其声哀思,行路闻之皆悲泣,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!”上曰:“不然。夫乐能感人,故乐者闻之则喜,忧者闻之则悲,悲喜在人心,非由乐也。将亡之政,民必愁苦,故闻乐而悲耳。今二曲具存,朕为公奏之,公岂悲乎?”右丞魏徵曰:“古人称‘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!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!’乐诚在人和,不在声音也。”
(13)太常寺少卿祖孝孙,认为南朝梁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、楚的音调;而北朝周、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、夷的音调,于是斟酌南、北方的音乐,又考察古代的音乐,修成了《唐雅乐》,总共八十四调、三十一曲、十二和。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。六月,乙酉(初十),孝孙等人演奏新乐。太宗说:“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,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,难道也由此而生?”御史大夫杜淹说:“北齐将要灭亡时,产生《伴侣曲》;陈国将亡时,又出现《玉树后庭花》,其声调悲哀,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,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?”太宗说:“不对,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,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,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,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,不是由音乐引起的。将要衰亡的政治,百姓必然感到愁苦,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。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,朕为你弹奏出来,你难道会悲伤吗?”右丞魏徵说:“古人说:‘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?’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?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,而不在于声音本身。”
臣光曰:“臣闻垂能目制方圆,心度曲直,然不能以教人,其所以教人者,必规矩而已矣。圣人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然不能以授人,其所以授人者,必礼乐而已矣。礼者,圣人之所履也;乐者,圣人之所乐也。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,又思与四海共之,百世传之,于是乎作礼乐焉。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,是亦垂之功已;王者执五帝、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,是亦五帝、三王之治已。五帝、三王,其违世已久,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,闻其乐知其所乐,炳然若犹存于世焉,此非礼乐之功邪!
司马光曰: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,用内心量曲直,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,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,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。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,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,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,所能传授的,一定是礼、乐罢了。礼,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;乐,是圣人所喜爱的。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,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,使之传留百世,于是便制作礼乐。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,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;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,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。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,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,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,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,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?
夫礼乐有本、有文:中和者,本也;容声者,末也;二者不可偏废。先王守礼乐之本,未尝须臾去于心,行礼乐之文,未尝须臾远于身。兴于闺门,著于朝廷,被于乡遂比邻,达于诸侯,流于四海,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,未尝不在礼乐之中;如此数十百年,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。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,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,求以称风易俗,诚亦难矣。是以汉武帝置协律,歌天瑞,非不美也,不能免哀痛之诏。王莽建羲和,考律吕,非不精也,不能救渐台之祸。晋武制笛尺,调金石,非不详也,不能弭平阳之灾。梁武帝立四器、调八音,非不察也,不能免台城之辱。然则韶、夏、、武之音,具存于世,苟其余不足以称之,曾不能化一夫,况四海乎!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,坐而待器之成,终不可得也。况齐、陈淫昏之主,亡国之音,暂奏于庭,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!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,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!
礼乐有内在的本质,有外表的形式: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,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,二者不可偏废。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,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,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,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。兴起于闺阁家门,显达于朝廷,广被于乡野近邻,通达于诸侯,流播于四海,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,都离不开礼乐。长此以往数十百年,然后教化普遍深入,天下太平。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,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,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,实在是难。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,歌唱天降祥瑞,不能说不美,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,考定律吕之音,不能说不精确,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。晋武帝制笛尺,调金石之声,不能说不详尽,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。梁武帝设立四器,调理八音,不能说不分明,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。这样看来,舜、禹、、周武王时的韶、夏、、武四乐,即使都保存于当世,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.并不能感化一个人,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!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、材料,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,最后一无所得一样。况且齐、陈的淫荡昏庸之主,亡国之音,暂奏于朝庭,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!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,为什么讲话轻率,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?
夫礼非威仪之谓也,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。乐非声音之谓也,然无声音之谓也,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。譬诸山,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,然土石皆去,山于何在哉!故曰:“无本不立,无文不行。”奈何以齐、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,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!必若所言,则是五帝、三王之作乐皆妄也。“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,”惜哉!
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,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。乐并非指声音而言,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。譬如一座山,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,但是如果去掉土石,山又何在!所以说:“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,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。”怎么能因为齐、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,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!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,则五帝、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。“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,暂付之阙如。”可惜呀!
(14)戊子,上谓侍臣曰:“朕观《隋炀帝集》,文辞奥博,亦知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,然行事何其反也!”魏徵对曰:“人君虽圣哲,犹当虚己以受人,故智者献其谋,勇者竭其力。炀帝恃其俊才,骄矜自用,故口诵尧、舜之言而身为桀、纣之行,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。”上曰:“前事不远,吾属之师也!”
(14)戊子(十三日),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:“朕翻阅《隋炀帝集》,见其文辞深奥博雅,也知道推崇尧、舜而非议桀、纣,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?”魏徵回答道:“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,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,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,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。炀帝恃才自傲,骄矜自大,所以口诵尧、舜的言语而身行桀、纣的作为,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。”太宗说:“前事不远,当成为我们的借鉴。”
(15)畿内有蝗。辛卯,上入苑中,见蝗,掇数枚,祝之曰:“民以谷为命,而汝食之,宁食吾之肺肠。”举手欲吞之,左右谏曰:“恶物或成疾。”上曰:“朕为民受灾,何疾之避!”遂吞之。是岁,蝗不为灾。
(15)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。辛卯(十六日),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,看见了蝗虫,拾取几只蝗虫,祷祝说:“百姓视谷子如生命,而你们却吃它们,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。”举手想吞掉蝗虫,身边的人劝谏道:“吃脏东西容易得病。”太宗说:“朕为百姓承受灾难,为什么要躲避疾病!”于是吞食掉蝗虫。这一年,蝗虫没有成为灾害
(16)上曰:“朕每临朝,欲发一言,未尝不三思,恐为民害,是以不多言。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:“臣职在记言,陛下之失,臣必书之,岂徒有害于今,亦恐贻讥于后。”上悦,赐帛二百段。
(16)太宗说:“朕每次临朝听政,想要说一句话,都要再三思忖,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,所以不多说话。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:“我的职责在于记言,陛下的每一个过失,我一定要记上,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,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。”太宗高兴,赐给帛二百段。
(17)上曰:“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,侯景之乱,百官不能乘马。元帝为周师所围,犹讲《老子》,百官戎服以听。此深足为戒。朕所好者,唯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,以为如鸟有翼,如鱼有水,失之则死,不可暂无耳。”
(17)太宗说:“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,侯景之乱,百官不能够骑马。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,还在讲论《老子》,百官穿着戎装听讲。这些深足为戒。朕所喜好的,只有尧、舜、周公、孔子之道,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、鱼得活水,失去它们将要死去,不可片刻没有它们。”
(18)以辰州刺史裴虔通,隋炀帝故人,特蒙宠任,而身为弑逆,虽时移事变,屡更赦令,幸免族夷,不可犹使牧民,乃下诏除名,流州。虔通常言“身除隋室以启大唐”,自以为功,颇有觖望之色。及得罪,怨愤而死。
(18)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,特别受到宠爱,最后却杀了炀帝。虽然星转斗移、时世变迁,几次经历颁布赦令,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,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,于是下诏将其除名,流放到州。裴虔通常说:“亲自除掉隋朝皇室,开启大唐江山”,自以为有功,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。等到开罪于朝廷,怨愤而死。
(19)秋,七月,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、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。
(19)秋季,七月,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、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。
(20)上谓侍臣曰:“古语有之:‘赦者小人之幸,君子之不幸。’‘一岁再赦,善人喑哑。’夫养稂莠者害嘉谷,赦有罪者贼良民,故朕即位以来,不欲数赦,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!”
(20)太宗对大臣说:“古语说道:‘宽赦是小人的幸事,是君子的不幸。’‘一年中两次大赦,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。’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,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,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,不想屡次发布赦令,惟恐小人有恃无恐,动辄触犯法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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